北京牌手表价格图片（北京牌手表图片价格大全集）

手表，又称腕表。这个物件，方便实用美观，用于记时和装飾，价格昂贵，是上个世纪的奢侈品。拥有它，亦显示人的身份和品位，因此受到人民群众的青睐。在电子手表（含指针式和数字式）出现之前，这个产品被瑞士王国垄断，一些具有相当工业水平的国家，虽然都有制造，但也不被世人看好。我国的手表消费，也都是从瑞士进口，价格不菲，上个世纪，一般工人要买块普通瑞士手表，不吃不喝也得半年或更多时间的工资。为满足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就支持有能力的企业研制。1955年5月，天津手表厂就率先研制出新中国第一块（五星牌）机械手表。随后上海、北京、重庆等地的手表厂相继试制生产出机械手表，但工艺都比较落后，产量也很低，不能满足市场需要。唯上海手表厂的上海牌手表，基本得到群众的认可，但也要凭票购买，120元一块。

上个世纪后期，世界进入电子表时代。瑞士人看准了电子腕表的前景，将自己的机械表制造没备作为淘汰产品，向外输出以更新产业，转入电子手表的制造。当时，我们国家还处于机械表的发展阶段，为缓和手表供应的紧张，北京市一轻局钟表工业公司在北京北三环建设了北京第二手表厂，从瑞士引进了制作机械表的全套半自动加工设备，开足马力生产北京牌机械手表。对于瑞士来说是处理他们将要淘汰的设备，但对我们来说是当时应急，生产手表，以滿足市场需要。 但我们也看到了将来，前景是电子手表的市场。

1978年，华国锋主席指示："我们也要搞电子手表"。根据这个指示，轻工业部布局上海钟表元件厂和北京前器件厂（即笔者曾工作过17年的单位和本文要叙述的我国率先研制成功第一块电子手表的工厂）同时研制电子手表芯片。

这里先讲一下机械手表和电子手表的区别。机械表是以发条或重垂为动力，通过齿轮和游丝等一二百个零件组成，驱动指针逐步计时，它是工业化时代的结晶。而电子手表（含第三代指针式和第四代数字式电子手表）则是信息化时代的产物，它大大简化了手表的机心零件，由一块芯片，一个石英（水晶）振子，一个马达和一块纽扣电池推动表盘上的指针（或液晶频）逐步计时。其原理是利用石英材料有通电后发生振动的特点，即石英通电后会产生32.768兆赫的频率，再用芯片将这个频率作16级分频，获得一个秒的信号，与步进马达联接去推动指针（或液晶频）逐进计时。这个秒信号的获得要比机械齿轮获得的信号误差小得多，走时更准。制作电子手表的关键，是制作它的芯片。

芯片的制作，分设计、制作、测试封装三个环节。电子手表芯片，大约由1000余个电子元器件组成，属于刚起步的大规模集成电路。设计的第一环节，需要将一千余个电子元器件撮合在一起，设计绘成一张逻辑图，如同一座大厦或邮船的总图，采用二进制的方法，将这些器件变成数字，分计数、译码、存储三大块连接其中。第二环节是按数字运算的先后顺序将总图分解为七、八张"施工图"，这些张施工图线条之间的距离，按上世纪70年代的技术水平是5微米（现今的技术水平已经达到5纳米，缩小到当时的约一千倍），这些图之间的线条可相互连接或隔离绝缘，天衣无缝。第三环节是将这些图分别照像，缩小，然后用分步重复照像机（当时该机尚无国产，无法购置。本厂用的分布重复照像机是吕诺宪工程师用一台测量显微镜自立更生改装的），将每一张图分别均匀分布在不同的超微粒干版（当时市场上买不到高清洁度的干板，此板也是自制的）上，划出方格（便于芯片制作过程中切割封装）每个方格中放一个芯片图。并且要求这些分布重复的七八图象的线条，张张都可统一重合对齐，保证连接无误差，保证每个图形线条之间的距离，印在超微粒干版上供光刻时用，为芯片生产的"扩散"开"窗口"。

芯片的制作与封装测试，即M0S电子器件的制作，用N型或P型半导体材料均可，简称CM0s或PM0s。前门器件厂研制芯片用的是PM0s工艺，即是用单晶硅棒切片，抛光，反复清洗、氧化，光刻、扩散、离子注入、蒸发、测试等工艺，参入N型杂质，形成PN节等工艺，将上述没计的集成电路图"制作"在硅片之中。怎么把上千只半导体元器件集成到面积仅有约5mm的硅片中呢？第一步是设计版图，已如前所述。第二步是氧化、光刻、扩散，即把拋光好的单晶片反夏清洗，做到一尘不染，放入1000度以上的扩散炉中，使硅片表面生成二氧化硅作为天然保护的绝缘层，再通过甩胶光刻，将工作版图形刻到硅片上，俗称在二氧化硅表层上"开窗口"，然后将硅片再放入扩散炉中，通过特定的温度和时间控制，向硅片中掺入一定量的杂质源（如硼）以控制半导体的性能（工艺上称为扩散）。由于要在硅片中形成若干层晶体管和电路通路，获得理想的集成电路，生产中要经过数次氧化、光刻、扩散和离子注入、电子束蒸发等工艺以及复杂的测试，才能出现合格的集成电路芯片。经过仪器初步测试合格后，划片，压焊引线于基座（一般是48条引线），封装、测试、打印，就完成了芯片的制作。

北京前门器件厂，是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国家为发展电子工业、解决民生扶持发展起来的街道集体企业，厂址在崇文区前门街道，因此得名。技术来源于北京沙河器件厂。工厂后来迁入崇文区幸福大街，先后又兼并了崇文区永外器件厂（永定门外街道）和区器件六厂（体育馆路街道），在天坛公园东侧路修建了一座现代化厂房，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半导体器件厂，从拉单晶（永外器件厂当时有4台拉单晶炉生产）、切片抛光，制纯水、照相制版、光刻、氧化扩散、离子注入、烧结、蒸发、压焊、封装、测试、例行试验等门类齐全的电子器件厂。

1972年，本厂从北京地质仪器厂调入10余名专门从事半导体研制的工程技术人员。如吕诺宪、李志成、曾明、楊明亮、肖国忠等人，他们都是制作器件的得力高工。调入的过程比较复杂。当年北京地质仪器厂有个半导体器件车间，人才聚集，所出的产品受国防工业青睐，后来，该车间被并入国防科工委14院。上世纪70年代，国家搞三线建设。14院所属一部分人员要奔赴四川，地质仪器厂并入14院的部分人员因不在支援三线之列。崇文区得知此消息后，当时区委主持区工业局工作、爱才如命的陈山同志立即去”挖"这批人，但因前门器件厂是集体所有制，不能从国营单位调入人员，陈山同志大胆地用工人身份将这些人员调入。后被人告发，上级单位派人调查，责令崇文区写捡查并要求退回人员。但这已是即成事实，陈山同志和厂长刘宪洲岂能放棄好容易得来的宝贵人才，便四处周旋，最后将这批人留了来，满足这些工程师们原有的工资职称和待遇。真是歪打正着，一是前门器件厂得到了一条半导体生产线基本门类齐全的工程师，二是前前器件厂从单一集体所有制从此转变成国营与集休所有的混合所有制，区里的下放干部留厂工作合法化，也就不愁从国营企业”挖"人了。

当时，前门器件厂有员工1000余人，平均年龄30左右，青年工人中大多是老三届的高初中毕业生，女性约佔70%。当时的副厂长张振江是从中国水暖厂调进的，八级工，工资最高，每月108一元。二级工的工资，每月35.50元，工人戏称每月"米梭梭"莱梭。据统计最火时工厂拥有108名大学毕业生，工程技术人员约佔10%。厂里设有六个车间：一车间生产3DG400系列高频高反压小功率晶体管。二车间生产3DA系列高频高反压中功率晶体管。三车间生产3DA50系列高频高反压大功率晶体管，为警棍和电视机配套。四车间是动力维修车间兼列行实验。五车间为军工生产四管门组和引导二级管（俗移十六管组件）。六车间试制生产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和研制电子手表芯片。据说，工厂一开始是获得有关部门提供的、从被打下来的某国u2飞机上的另件破解研制起家的。工厂1969年的年产值达1亿4千600多万元，年利润1000万以上。每月向崇文区工业局上交利闰百十来万元，是崇文区的金钱树，也是崇文区的"宠儿"。生产的产品大部分为总参三部、兰字826部队等国防工业配套，代号为北京三五九信箱。

工厂的领导机关是崇文区工业局，行业归属北京市仪表局，上级是第四机械工业部。后来因搞电子手表芯片试制，领导机关由崇文区工业局转为北京市一轻局钟表工业公司，上级领机关是轻工业部。当年本厂在电子行列具有雄厚的技术优势，所以轻工部选中了我厂与上海钟表元件厂平起平坐，同时研制电子手表芯片。为了为电子手表服务，后来又从香港引进技术，在二车间改装了一条石英谐振器（水晶振子）的生产线。

笔者（原北京市崇文区人民委员会干部）是1969年从崇文区五七干校下放到这个厂的。曾当过工人、统计员，车间党支部书记、副厂长、党委书记等职。研制电子手表芯片期间，笔者正在六车间（生产集成电路）作党支部书记工作，见证了第一块电子表的生产过程。

电子手表芯片的研制，是1978年从没计图纸开始的。当年，刘宪州作厂长，复传军人李银庭任党委书记。由副厂长张振江、总工程师刘荣才、技术科长吕诺宪领导成立技术攻关小组，他们亲自到清华大学，特聘电子工程系曹培栋教授来厂坐镇搞芯片电路图设计，李锐伟教授到车间对光刻、扩散、等离子注入等关健工艺的指导和操作。在六车间，专门用一条生产线做试制工作，生产线长是郭普茂。经过半年的努力，终于在测片中发现了秒信号，增强了研制人员的信心，于是大胆投了几批（每批10个单晶圆片），从中获得30余个具有秒信号的芯片，车间一片沸腾，经试制小组人员测试，确定数据完整，车间向党委报喜。钟表公司和一轻局得知消息后，十分重视，特指派北京手表厂高级工程师朱伟德同志，到厂与没计专家曹培栋教授复验，确定芯片研制成功。由于当时我厂的测试设备倘不齐全，又无全自动压焊机（将金线与硅片和封装基坐相连接的机械）厂长决定请朱伟德工程师和我带着试制成功的硅片，赴上海钟表元件厂，请他们协助测试封装，1979年春，我和朱工程师背着硅片乘机直奔上海钟表元件厂，经与厂方协商同意为我们测试。经测试后，他们的工程师告诉我们，所提供的硅芯片无一完整数据（说白了就是缺胳膊或短腿）没有封装的价值。于是我和朱工程师只得包好硅片，打道回府。回厂后，厂长和车间主任周大武商量决定，由试制小组重新测试，划片，挑选出30余个合格芯片，自己压焊封装。由我找车间最细心的压焊工楊立兰师傅（女）商量压焊事宜，我给她说：咱们车间做出了芯片，去上海测试，人家说数据不全，不给压焊封装。其实他们是怕北京抢先试制成功，抡了上海人的风头。我们按厂长的要求，自己用手动压焊机焊接，自已封装。我把芯片交给你，由你细心压焊，不要有什么顾虑，压焊好了，为厂里和北京市乃至国家立功，压不好说明我们功夫还未练足，设备还不到位，当继续努力。杨师傅听了我这番话，愉诀地接过了30多个芯片，经过她先用废片练习，然后开始压焊，不到三天时间全部压焊完，交给封装工序用环氧树脂作了封装，车间正式出了手表集成电路芯片成品。朱伟得工程师从有关部门购来了手表用石英振子、步进马达，电池，从第二手表厂购来了北京版表壳、表盘和表针，自已亲自在车间组装，一共装成了10多块指针式电子手表（我记得是15块。因北京前门器件厂早被一轻局丽源公司兼并，不便去查档案，我写此文只凭记忆，时间和数字可能与档案记载有出入）与主管单位钟表公司一起向一轻局领导报喜，全国第一块指针式电子表就这样诞生了，时间是1979年5月（《北京科技报》第51期于1979年6月15日发布了北京前门器件厂第三代电子表电路装表成功运转的消息），随即送往有关部门专人试带。这场试制竞赛，北京走在了上海的前面，得到了轻工部的认可。本厂于当年12月23日又试制成功了第四代电子手表电路，即组装合格液晶显示电子表，详见1980年2月9日《北京日报》。当年北京前门器件厂荣获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详见《北京科技报》第191期）

指针式电子手表芯片的试制成功，显示了北京前门器件厂的技术底气。轻工部通过多方面的考察，国家给前门器件厂投资3000万元，用以改造厂房，引进一套4英吋的美国集成电路生产线，扩大集成电路的生产，推动我国电子手表工业的发展。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那时，吕诺宪任厂长，我做党委书记工作。1985年秋，我知道自己即将要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挍工作。心中感到消化国家这三千万投资，责任重大，怕本厂主要是集体所有制，属地方小企业消化这笔巨大的投资出现闪失。因此与吕厂长商量，是否找个国营电子工业大企业合作，把这笔投资运用得更好，发挥作用更大，免得给国家投资带来失望。我的想法，得到吕厂长的赞同和大力支持，他立即联系合作单位，找到了与我们同行的公安部109厂初步协商，得到了对方应允，对于对方来说，好似天上掉馅饼，十分欢迎。老吕立即向主管上级北京钟表业公司汇报，得到了公司经理李厂同志的认可和批准。我的心也就踏实了。1986年4月，我正式接到通知，调入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做教学管理工作。与109厂的合作的大计，由吕厂长组织实施，决定该项目的资金没备均放在109厂，由两厂派领导、技术人员和工人去完成这条半导体集成电路引进和生产的任务，厂里委讬刘荣才总工程师全面责。我国的第一块电子手表芯片，是北京前门器厂研制成功的。前门器件厂后来的事就由后来者去叙述了。（2023.2.20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