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表和浪琴哪个档次高（雷达表和浪琴哪个档次高一点）

许多难忘的“第一次”

——现代文明启蒙录

许世宏

国家发展到今天，出行方便，通信方便，电器普及，生活方便，甚至一部手机都可以。

当人们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所有文明成就时，尤其是年轻人出生时所有的便利。对于我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敢想的梦想！

当人们享受现代化带来的所有文明成就时，尤其是年轻人出生时所有的便利。对于我们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我们不敢想的梦想！

但你不能忘记，我们中国的现代文明，尤其是广大农村，从哪里开始。今天人们普遍享受的一切都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

我们这些几乎和共和国同龄，或者几乎和共和国同步的人，有必要、有责任、有义务告诉他们——

一、怎么吹不灭？

——家里第一次有电灯

我在

太行山

农村老家，从出生到上小学，从未见过电灯。只是在小学语文课文《工人新村》中，我看到了这样的描述:解放后，工人师傅搬进了工人新村，开关一打开，电灯就亮了；水龙头一拧，自来水就流出来了。——这就是“共产主义”！真是令人羡慕。

当时家里的照明靠的是煤油灯。这是用一个旧墨水瓶，在瓶盖上钻一个小孔，用薄铁皮卷一个小桶，插入纸卷或棉花扭曲直接到瓶底，倒一些煤油，买不起煤油倒一些自己的棉花籽油，油沿着扭曲渗出。点着火，灯就亮了。那点光充其量就是一个意思，朦胧，根本做不好细节工作，但是学生晚上自习，就靠这盏灯，就借这盏灯。

当时同学家里都很穷，为了省点油不惜牺牲视力。因此，我们并不比谁的灯捻长，谁的灯光更亮，而是比谁的灯捻短，谁的灯光更小，生怕邻居借光。但奇怪的是，没有人会影响未来的视力。直到高中毕业，没有人戴眼镜。入伍时视力还是1。.5。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家后墙上凿了一个洞，从墙外伸进两根电线，连上灯座和灯泡，房间突然亮了起来。虽然灯泡只有15个w，但是对于习惯了煤油灯，不到20平米的房子来说，就够亮了！那种喜悦写在妈妈和每个家庭成员的脸上——我家也有电灯！尽管此时美国科学家离开了美国科学家爱迪生发明电灯近百年，离发明电灯近百年。

新中国成立

也有近20年的历史，但在当年的中国乡村绝对是一个大新闻。

当然，由于有时没有电源，家里的照明并不完全指望电灯，更多的是煤油灯。也因为用电要收电费，虽然只有几毛钱，但也是钱，对农民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所以家里的电灯只有必要的时候才会亮。

无论如何，我们村的电灯比邻村早了好几年，尤其是山后的小村，这也是当时值得炫耀的。当然，这个新事物也有很多笑话。有些老太太不知道如何打开开关，用嘴吹，但也想知道：怎么吹不灭？

直到1972年我上高中，晚上自习用电棒(荧光灯)，教室像白天一样明亮，好幸福啊！

今天，各种灯具琳琅满目，各种照明设备琳琅满目，但从来没有第一次家里有电灯，那种惊喜的感觉！

二、哦，照到天上！

——第一次用手电筒

手电筒是由俄罗斯美国人康拉德制成的手持照明器休伯特发明于19世纪末。

手电筒作为最便宜、最普通的日常电器，已经发展到多代。但直到上世纪60年代的农村老家，家里有手电筒的却寥寥无几。

一方面是庄家的期待。在没有电灯和路灯的农村地区，在黑暗的夜晚有手电筒照明是多么合适啊！亮度大，聚光强，照射远，不受风雨影响，非常方便。另一方面，这也是当年庄户人家的奢望。虽然一次性投资不大，只需1-2元，但也是劳动力几天的收入。我负担不起。因为手电筒需要电池，需要不断更新，村里没有多少人有手电筒。

大约在1971年，二姐夫作为彩礼送给家里一个手电筒，塑料壳。如果我得到了宝藏，我迫不及待地等到夜幕降临，把手电筒照到天空，一根光柱直接到达天空；照在远处，几十米外清晰；照在砖墙上，墙缝里的小生物吓坏了，上下奔跑。我好不骄傲，也引起了很多孩子羡慕的目光。但村民们最看不到有人炫耀自己的财富。有一次去邻村看电影，大家都在月光下摸索前行。我拿着手电筒大步流星。不小心，手电筒照在别人脸上，立刻被骂了一声:“格格（

晋东南

区域方言，炫耀的意思)什么！突然，再也不敢张狂了。

不到一二十天，手电筒就因为电池耗尽而不再发光，又舍不得花几毛钱再买两节电池，全新的手电筒就成了装饰品。有一天，有人偷偷跑到村里，在村里的大庙前悄悄卖掉他的“电池更新粉”。由于“文化大革命”对所有个人经商行为的限制和打击，他只能“一枪换地”，到村里卖自己的“小发明”，赚一把就走。他声称在废电池上方钻一个小孔，用一些水倒入他发明的粉末，电池就可以重复使用了。碰巧我哥哥徐老师在身边。他高中毕业，懂物理化学。他问这个人的原理是什么？谁知道人家一看就是文化人，早就准备好了，说了很多化学反应原理，竟然说服了徐老师，然后给大家拍了一个板子:可以买！就这样，很多围观村民买了两毛钱一小袋的粉。那人装起收到的几元钱，迅速离开。

后来，当我们按照他的方法捣碎并安装在手电筒里时，灯泡仍然不亮。显然，我们被骗了。现在想起那个时代的那件事，只有一声苦笑。现在，手电筒已经发展到第四代。采用了

LED灯泡

内置开放式可编程智能控制芯片，亮度大，功耗少，体积小，专业性强。但是除了专业人士，很少有人买。

退休后，我经常回老家，突然觉得手电筒作为奢侈品没用。天一黑，不仅房子、院子灯光明亮，街道、道路、胡同也有路灯照明，体育场的灯也亮得很晚，基本上不需要手电筒照明。如有必要，只需打开手机中的手电筒设置即可。

普通手电筒要退出历史吗？

三、里面有人吗？

——第一次有收音机

我从小就喜欢听新闻广播。这是因为毛主席呼吁全国人民“关心国家大事”。由于山区交通不便，人们生活贫困，阅读报纸和杂志非常困难。听广播已经成为农村人获取信息最便宜、最方便的首选。

但是我在村里上小学的时候，村里没有高音扬声器播放新闻，也不记得谁有收音机了。我记得学校短时间内出现了一个小喇叭。当戴手表的老师听到喇叭盒播放“刚才最后一声，是北京时间x点”时，他们跑去拨针对手表。1970年，在阳泉无线电厂工作的村民杨满喜给我们第三生产队的每个家庭发了一个小信息纸喇叭，价值20美分，可能只有一个播放元件，轻盈，音量很小，很快就坏了，但真的让我们开心了一段时间。后来，邻居延老师自己安装了一个

矿石收音机

，前院田兴邦叔叔做了一台红灯牌收音机，只要拿出来，我们就围起来，贪婪地听着它发出的每一个音符。

那时，孩子们都很好奇——盒子里没有人，怎么能听到人的声音呢？我还做了一个梦，梦见收音机里有很多恶棍在唱歌跳舞。

拥有自己的收音机，可以每天陪伴新闻，成为山村青年的期待和心脏病。1975年冬天，我郑重地把积累的十几块钱交给了我

长治市

工作的大姐夫，让他试着买个收音机。1976年春节，也就是入伍前不到一个月，我终于收到了他带回来的一台小收音机。忘了是什么牌子，但是可以放在口袋里走路边听。虽然农村广播信号差，收不到几个电台，但只要能收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就可以有新闻、样板戏、音乐。这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件高档电器用品，我无法停止在街上向朋友们炫耀。当然，如果你买了收音机，你必须继续投资，因为两个部分

5号电池

用不了多久。不幸的是，这台收音机没用几天，我就因为入伍把它留在了家里。后来因为家里“伺候”不起，就不了了之了。公司入伍后有喇叭，可以听新闻广播，但只有干部才有自己的收音机。当我成为一名干部时，我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收音机。枕头和桌子上总有一台收音机。中央广播电台每日收听中央广播电台《摘要新闻和报纸》以及后来增加的节目《

国防时空

》，这是我多年雷打不动的习惯。当然，我的收音机换了好几代，直到今天才被手机“蜻蜓”FM”所代替。最难忘的是1985年2月2日

南京解放军政治学院

学习的时候忍不住鼓励同学——“想买就买高档，十年八年不过时”——咬紧牙关拿出半年多的工资，626元买了一台当时很时尚的双卡收录机，声称是从日本进口的，扬州无线电厂组装，立体声。我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声音效果很好，当然价格也很好。

有些学生说我是“高消费的领导者”，因为当时社会提倡所谓的“现代人的品质”，被称为“能赚会花”。其实心里也在嘀咕，心疼钱，但也想开，还钱总比存钱容易！谁知道几天后，2月10日，期末考试结束后，我回到宿舍。我一打开收录机，就闻到一股烧焦的味道，冒出一股烟。我刚买的收录机声音嘶哑，显然是质量问题！但拿到“大桥商场”要求退货或更换，人家坚决拒绝，只答应修理。结果好几天没等修理员，可能根本没有修理员。看到寒假即将回家，车票已经买好了，真是急死人！我不得不让懂收音机的学生郭培根打开它。原来有两个

整流二极管

烧坏了。我不能再生商店的气了。我只能买回零件，收录机终于响了。为了这个高端消费品折腾了好几天，高价买了一个次品，心里很窝火，原来瘦瘦的身材又瘦了一圈，还不敢告诉家里真相。

2月14日晚9时，我拖着疲惫从南京回到山西家，洗了洗脸，赶紧打开收录机。当音乐响起时，我可爱的小洋洋随着音乐跳了起来，所有的疲劳、焦虑和不快都被风吹走了。

1988年8月，在国家物价改革引发的市场动荡中，我还以598元的价格抢购了一台新浪牌收录机。1994年3月在北京军区机关工作时，花了4720元买了一台松下HD100型收录机也可以放录像带，但几天后，录像带被光盘取代，高价收录机只能作为文物“供”。

四、先打钢印！

——第一次买自行车

入伍前，全村没有自行车。一是普遍贫困，没钱买，二是没有购物券买不到钱。在国家，由于物资短缺改革开放、实行

市场经济

在此之前，重要商品需要上述工业券，而这些券一般只配给城市居民，农民无法享受。

直到参军后，我才看到公司为护士配备了一辆加重自行车，可以在县城购买一些农副产品，也可以用来接送官兵探亲和家属。直到1977年在团报道组工作期间，我才使用了团报道组配备的自行车。这辆车利用率很高。去县火车站、汽车站接上级，干部出差、战友探亲、家属来队都要靠它。我记得我用他去接过军宣办的陈干事。他又高又大，压得自行车吱吱作响。1978年正月我妈来看我的时候，我也骑着这辆车去接我。也就是在团报道组，我真的学会了驾驶自行车的方式。当年，我从

临汾

骑自行车回襄汾营区的路上，前后无车时，我可以松开几里路。因为这辆车不堪重负，经常伤痕累累。虽然没有达到“除了铃声什么都不响”的地步，但大修小修了无数次。然而，由于其不可替代性，经过大家的精心维护，当我离开时，我仍然可以承受重量。

1979年夏天，当我在北京军区步兵学校暑假回家时，我下了公共汽车，找到了未婚妻秦爱华，秦爱华，她帮妈妈站在柜台上（当推销员）。她让我骑着我的新自行车回家。这是值得炫耀的！很快，村里的人都知道我骑着儿媳的自行车回家了，所以有人来借，不借还怕惹人，只好千叮嘱万交代“千万别碰着磕着摔坏了”。

1987年9月19日，我在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毕业后到187师报到，乡友、营房科的刘新社助理员送给我一张自行车券，我好高兴，赶忙拿出235元，到榆次市的商店买了一辆天津名牌“飞鸽”26寸自行车。刘新社又嘱：“快打上钢印！”我赶忙骑到市公安局，让工作人员在自行车脚蹬处打上钢印号码，说明“来路合法，谨防失盗”。

1990年5月29日，我又用朋友送给我的两张工业券，到太原市一商店买了一辆上海“凤凰牌”28寸自行车。一家两辆，夫妻各有一辆，这绝对属于太原的“小康之家”了。

这两辆自行车，我又带到北京骑了多年，妻子上班、进城采购、郊区游玩都靠它。1997年，我任武警总部机关处长之后，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我有了一辆相对固定的工作用车，也就很少骑自行车了。记得2006年我任武警陕西省总队政治部主任时，一次与妻子到西安城墙上游玩，曾租了一辆自行车在城墙上绕行一周，全程13公里多，用时差不多一个小时，以后就再没有碰过自行车了。退休后，我也试图恢复自行车运动

，但恐街上、路上车流大，且老胳膊老腿上下车都不方便，考虑再三，遂作罢。

五、全钢红针，好气派！

——我的第一块手表

世界上先有钟，后有表。据考证，世界上第一座时钟，当属中国宋朝的水钟（

水运仪象台

），发明于1088年。

伴随着西方工业革命，机械钟表则大量生产于几百年前的欧美。1564年，德国发明了怀表，成为贵族男士的身份象征。300年后，西方出现了腕表。上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手表开始在全球流行。

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的农村老家，1500多口人的村庄，只记得村东的于鸿章老兄有一块不知名的手表。真不知道那时上学、去地、出远门，靠啥计时！印象中，父母亲那年冬天到太原看病时，家里燃起一炷香，香燃尽五更到，赶忙起身到10多里外的公路边等班车。入伍后，穿四个兜的军官都有一块表，但价格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是价值120元的上海全钢手表，最便宜的是钟山牌、

聊城

牌等地方产的半钢手表，价格30—60元。战士们特别是农村入伍的士兵，几乎没有带手表的。再说，当年入伍4年的士兵，一个月才有10元钱的津贴，除了买牙膏牙刷、洗衣皂、手纸等日常用品外，所剩无几，还要给自己或家里存俩钱，也就不存买表这个非分之想了。

有的战士入伍前就是大城市人，或本身就是挣薪金的职工，参军时都戴有手表，但到了部队后，都把手表悄悄地放到了储藏室里。——尽管连队并未严禁士兵戴手表，但步兵连队训练时摸爬滚打很辛苦，带着手表肯定不方便。为保护手表不被损伤，会不自觉地减轻训练强度，或影响到动作的规范到位，这会让连、排长和战友们侧目的。所以，连队正课操练时，除了军官，还真没有人敢戴手表。士兵也只有提升为军官后，才敢光明正大的买块手表。

1980年2月，我从北京军区步兵学校毕业，提升为23级军官后，才开始琢磨买一块手表。这不仅仅是身份的象征，更是为了实用，——对令行禁止的部队来讲，带兵人没有一块计时器是不可想象的。

当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国门打开了一条缝，从港澳进了一批廉价电子手表。同学郭成社给我搞了一块，价格十多元，走得很准，但质量欠佳，也不上档次，时间不长就不跳字了。

未婚妻爱华知道了，托她母亲在城里买了块上海牌全钢机械表，120元，而且秒针头上有一红点。据说，这种全钢红针上海表，一盒（十块）里面才有一块。我当然高兴了！戴着它结婚，戴着它上大学，戴着它工作，带着它从山西进了

北京城

。记得刚戴上手表时，我晚上睡觉也不愿摘掉，妻子说那样不好，我才改掉了这个毛病。多年后我才换成电子

石英手表

，也就不用每天上发条了，方便了许多，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后来，我又戴过几百元的国产飞亚达手表，一直戴到表盘磨得发白。2006年，我换了一块几千元的

RADO

表，一直戴到退休。

但从没想到的是，真的有一天，手表不需要了！

今天，最离不开的就是手机。预定餐馆、外出打的、商店付款、生活交费、乘坐飞机高铁，一部手机都可搞定！计时就更不用说了，手机就是手表，而且毫秒不差，还有闹钟功能，有世界各地时间，有秒表，有计时器，功能很全。现在大街上的人，没有手机的极少，而戴手表的几乎看不到了。

社会发展就这么快！

六、汽油味真好闻！

——第一次见到汽车

大约是1967年我10岁时，一天，步行到公社所在地小城村，参加“文革”最炽热时的“红卫兵”集会。就在村中最热闹的“三门街”上，我第一次见到了汽车，一辆绿色的解放牌卡车！

只见它艰难地行驶在只有一车宽的街道上，因怕被卡住出不来、走不动，只好一寸一寸地挪动，也正好让我们参会的乡下小孩看了个够。

汽车不住地喘着粗气，但喷出的尾气丝毫没有让我们生厌，而是感到纯纯的汽油味很好闻。高傲的司机师傅一边拼命地按着喇叭，一边呵斥着围观的小学生和老百姓让道，真牛！

那时，村民进县城可以步行到10里外的土楼庄站等过路班车，但两毛钱的车票往往让人生畏，因为那时农民干一天活的报酬也仅几毛钱，干脆迈开“11号”（两条腿）一路走去。所以，我入伍前乘坐汽车的次数，是用脚指头都能数得清的。

有一次，我是搭乘村里往城里送棉花的骡马大车进城的。我坐在高高的棉花垛上，巡视四周，路人皆比我低，谁也没有我看的远，那也是一次难得的享受。步行进城，大都走的是山路，也要顺着汽路（沥青路）走上一段，但途中几乎见不到小轿车。偶尔能看到一辆北京212吉普，那肯定是县长、书记的专座。有一次路遇一辆“鳖盖车”（苏联的伏尔加轿车），我想，那一定是省地大领导坐的，这让我在村里吹嘘了几天。还记得“文革”期间，作为反面教材，上面组织村民观看国家主席刘少奇夫妇出访印度尼西亚的纪录片，当看到

雅加达

街上五颜六色的车流，真不敢相信是真的。

真正第一次坐汽车远行是参军到部队。1976年2月29日一早，全县新兵身着臃肿的还未缀上领章帽徽的冬装，分乘9辆客车，一直驶往200多里外的驻地——山西襄汾县邓曲村。途中还下着

小雪

，在爬沁水“十八盘”山路时，由于路滑坡陡，全体新兵只得下去推车。那时，柏油路面不多，路况不好，颠颠簸簸，直到行至晋南平原后，车速才加快起来，只见公路两旁一棵棵树木向后闪过，就觉得我们是在乘风破浪，好不惬意！后来，随着职务提升，官越做越大，我的乘车从桑塔纳换成别克，再换成奥迪，越野车也由

吉普

换成三菱、途锐、凌志570，但都没有第一次见到汽车、第一次乘坐汽车那种感觉了。2007年，妻子买基金赚了点钱，又从家里配了点，买了辆本田思域轿车，价值17多万元，主要供刚参加工作的女儿上班使用。我们家有了第一辆私家车，那时我正在

国防大学

学习，周末好几次让女儿开车接送，那种感觉真好！2017年退休前两个月，为日后旅游方便，我又买了辆

丰田

越野。从一家拥有两辆自行车到拥有两辆小轿车，用了不到30年，这也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啊！

今天，中国的大小城市满大街跑的大都是私家车，一个家庭有两三辆车的也不在少数。据2021年底统计，全国机动车保有量已达4亿多辆。北京市尽管实行了多年小客车指标调控政策，摇号限购，私家车也突破了470万辆。更不敢想象的是，在山西的农村老家，村里的大街两旁、居民小区，都停满了私家车。

搭上了改革开放的快车道，中国发展真快！

七、 好家伙，真长啊！

——第一次遇到火车

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大型交通工具，名曰火车，还是从小学课本里读到的。

那时，有一首耳熟能详的谜面：“屋连屋，一条龙，头上乌云滚滚，脚下雷声隆隆”，谜底是火车。但那时没有电视，电影里也鲜有火车的形象，火车到底长的啥样？只能存在于农村小学生的想象中。1972年夏天，正在上高中的我赶上空军招飞行员。一天，我们几个政治审查合格的同学，一起赶到

晋城

一个煤矿医院体检。体检过后，突然听到“呜——”一声长鸣，“是火车！”有同学喊道。大家脸上露出一阵惊喜，几个小伙伴不听劝阻，迅速循声而去。只见储煤场上，一辆钢铁巨兽喷着白烟，喘着粗气，拖着一长溜满载煤炭的车皮，“咣当咣当”驶了过来，喷出的水蒸气溅了我们一身，尖厉的汽笛声刺激着我们的耳脉。

哦！真是火车，一辆真正的蒸汽火车，好长啊！

火车从我们身边驶过后，我们不顾危险跳到铁轨上。好宽啊，这要用多少钢铁？还有一根一根的枕木一直铺向远方，那要用多少木材啊！

等我真正乘坐火车，就到了入伍后的第二年。1977年夏日，作为团政治处的报道员，我奉命到北京采访本团施工部队。当夜，我赶到非常简陋的襄汾火车站买票，一张票七八元，好贵！那是我们一个月的津贴费呀。等挤上拥挤不堪的

绿皮火车

，哪里还有空位！再说，即使有空座坐下了，但只要有人上车，还得起身让座，——军人怎能自己坐着让老百姓站着呢？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女乘务员等车一开动，马上自我介绍，表示要热情服务，还望大家监督。那个年代，学习

雷锋

做好事是一种时尚，很光荣。看见乘务员满头大汗，打扫卫生，整理行李，倒水递饭，我也尽量帮她们干点活。好在年轻不知累滋味，十五六个小时就到北京了。坐火车不堪回首的是在上世纪80年代。1983—1987年，我在南京政治学院苦读4年，每次寒暑假都要乘坐火车往返。从学校返家时还好说，从南京到郑州的车票有学校代购，十多个小时的旅程，没有硬卧也有硬座。但从郑州到

新乡

，再换乘到老家晋城的车票，就很难买了。还要带上大包小包，如牛负重，等回到家中累得连话都不想说了。更难的是假期结束返校，因坐的都是过路车，还要转乘，好不容易买上票挤上车，也往往只能“金鸡独立”，真是苦不堪言。

记得1985年暑假，我和妻子到西安旅游，途中妻子突发疾病，我在医院陪护10多天，刚送回老家，又踏上返校旅程。疲惫不堪的我没买上座票，在闷热难耐的车厢里差点晕倒，好在遇到了同车返校的同学，赶快给我让了个座，才缓过劲来。1990年11月在63集团军机关工作期间，我奉命随高炮旅到黄骅靶场打靶。

高射炮

和伴随车辆由专列运行，我和旅领导也坐在专列的闷罐车里。战士们席地而卧，给了我一支能折叠的钢丝行军床。车厢里虽然四处透风，噪音很大，“咣当”了一天多才到了沧州车站，但想想过去乘车无立锥之地的窘况，就感觉幸福多了。后来，随着国家的发展，火车也不断更新换代，从蒸汽车到

内燃机车

，又发展到动车、高铁，时速达300多公里，平稳地连满满一杯水都不会洒出来，今天的人们出行真是舒适多了。我随着职务的提升，也常坐高铁商务座，可以平躺侧卧，可以看电视玩游戏，有时真有些恍若隔世之感。

国家发展真快！

“一日千里”这个成语，早已过时了！

八、天天都能看电影！

——第一次有了电视机

知道世界上有电视机，是上高中时，在物理老师薛毓斌的办公室一本杂志里看到的。

那是一本科普杂志。里面有一篇介绍电视机的文章，说收音机只能听新闻，而电视机可以看新闻，还能看电影，不觉好奇。但感到这么高级的科技产品，自己能享受到一定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1977年的一个夏日，我们团报道组和电影组的同志在一起，有的战友突发奇想，要收看电视。一人在房顶上晃动天线，一人满头大汗地在下面摆弄什么电器，想把收到的图像投影到银幕上。但除了刺耳的噪音，银幕上连马赛克图像也没鼓捣出来。真正看到电视，是1978年底在北京军区步兵学校上学时。当时，学校第一次给每个中队配发了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这下可热闹了！每晚《新闻联播》或放电视剧时，120名学员都挤在电视机前，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着看，生怕漏掉每一个画面。港台武打片《

霍元甲

》，就是在这个时候看到的。现在都不敢相信，一个小小的电视机是怎么容纳下120双眼睛的。

等我1980年初毕业留校后，电视机开始逐渐走入家庭。但对于月工资只有五六十元的普通军官来说，没有几个人敢眼睛不眨地抱回家中一台电视机。何况那时买电视机还要凭票供应，有钱也不可能买到。

但院校是人才荟萃之地，学校开始有人买原件组装电视机。买一台14吋的黑白电视机需400元钱，而买元件组装用不了200元。我不禁眼热，也按单子买回一大堆元件，请炮兵教研室一教员给我组装了一台。虽然经常掉线，图像比例不对，不是脸被拉长，就是没了脑袋，有时看着看着就没有图像了，但仍凑合着看了好长时间。也由于质量问题，很快就成了摆设。

1983年8月，我入南京政治学院学习。11月3日，女儿出生，岳父母决定买一台电视机，算给他们第一个外孙女的见面礼。当我寒假探亲回家的当天，岳父抱回一台彩电，一台14吋的彩电，价格1100元，这是岳父母两个人的月薪加到一起，一年多的工资啊！这台电视使那年的春节特别温馨，也陪伴了女儿的童年，小旸旸常在电视机前有模有样的唱歌跳舞。1989年，我把家搬到了太原市63集团军军部家属院。4月份，管文化器材的贾玉敏干事给我搞到一张电视机票，我咬咬牙，花了2820元，买了台18吋

金星牌彩电

。那时我的月工资才200多元，心想，一辈子也不用换了，屏幕够大，色彩够艳，音响不错，还要咋的？

但以后到了北京，随着电视新品种的不断更新换代，也随着居住条件的改善，客厅面积的不断扩张，我的电视机也换了好几代，现在看的是58吋的大彩电。

今天，国产电视机质量有了很大提升，智能化电视机不断涌现，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世界先进水平。如长虹全面智慧屏电视、小米人工智能电视、海尔智能语音电视、长虹超薄语音智慧电视、创维超薄高清电视等，价格不但没有涨，甚至用40年前的价格，就可以买到比当年更好的电视机。科技发展真快！

想想当年组装、购买电视机的窘况，感慨甚多！

九、 别把魂魄摄走了！

——第一次购买照相机

知道照相一说，还在孩童时期。

听说公社所在地的小城村，有一家小小门面的国营照相馆。但当时家中竟没人照过相，只记得父亲在庄河口磺厂劳作时，工会会员证上有一张小小的头像。作为父亲留存至今唯一的一张标准照，后放大成为父亲的遗像。

小时候，还听村里老人煞有介事地说，照相会把人的魂魄摄走了。我想，一方面是没文化所致；另一方面，也是没钱照不起相的自我解嘲吧！

第一次照相是在1968年。当年，我作为阳城县润城公社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参加了全县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大会。期间，曾受邀与同为代表的中庄信用社马主任、润城供销社售货员焦兰兰等，在县城照相馆合过影。我蹲在他们前面，同样把《毛主席语录》小红书紧贴胸前，照了一张当时很时髦的“忠诚照”。作为样照，还展示在照相馆的玻璃柜台里。带回家后，我也曾精心把它镶嵌于后来买的像框里。但在我入伍后，可能发潮变色，早已不知去向了。

我的第一张标准照，是七年制（初中）的毕业照。1971年冬毕业时，我们全班同学勤工俭学，在村东青山岩烧了一窑石灰，卖了几十元钱。用这些钱，学校给每人照了一张一寸小照，发了一张六寸合影照。合影照还保留着，但单人照片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记得合影时，看到照相馆的师傅支起一个相机匣子，蒙上一块外红里黑的布，自己钻进去聚好焦后，伸出头来喊道：“注意！不要眨眼！一、二、三——”，冷不防按下手中的小皮囊，一张照片就照好了。觉得好神奇，但从不敢奢望有朝一日自己也能拥有一台照相机。

1977年在团报道组时，我和电影组的好友崔东海用120相机玩过照相、洗相，也留下了几张照片：一张挎着冲锋枪，炯炯目光远视前方；一张别着手枪套，一付小军官模样；还有几张是合影，个个洋溢着青春气息，风华张扬。

1982年五一节，我和妻子去北京“旅游结婚”，曾借用本处的120相机，照过几张黑白照片。那个年月，脖子上挂个相机，不管价值几何，都是件很时髦的事情，都可以引起不少“回头率”。但还是没舍得让天安门广场的国营流动照相馆照一张彩色照片，以作为新婚纪念。今天看来不可理喻的事，当年却没感到多少遗憾，总觉得有张黑白结婚照就可以了。

1985年放暑假前，我和妻子相约到西安旅游。为“不虚此行”，下决心买了一台上海产的海鸥120相机，价值120元。这是我的第一台相机，一路上留下了我们不少倩影。但碍于120胶卷购买洗印都不便宜，没敢照几张风景。也因120相机的取景框需低头向下看，颇不方便，看到一些游客已用上了135相机，遂于当年寒假前，咬了咬牙，特别是征得妻子的资金支持，从同学手中转购了一台海鸥DF135相机，483元，那可是我8个月的工资啊！

这架相机一直陪我直到数码相机流行，给我留下了上千张照片。我用它记录了全家的温馨时刻和爱女的成长经历，记录了我在南京政治学院发奋苦读的情景，也留下了全家和亲友的不少“全家福”。当然，也留下了我多次参加部队训练、野习和重大活动的现场纪录。但135胶卷价格也不菲，一卷彩色胶卷15元，洗一卷也需15元，我就尽量省着用。一卷可拍36张的胶卷，我可以拍出38张照片，而且成功率极高。

后来，当了机关和部队领导后，由于单位有相机，还有专职的新闻干事，亲自拍摄的机会就不多了。2002年我参加中组部举办的厅局级干部轮训，在香港培训期间，花1000多元买了个奥林巴斯长焦相机，但没拍几卷，就被不用胶卷的数码相机所取代，相机产业发展太快了！

2010年我任新疆总队政治部主任时，在下部队检查、调研和考核转换单位途中，往往被沿途的风景所吸引、所震撼，遂下决心购置一台档次较高的相机，留下边疆的壮美，也不枉在新疆工作一场。买哪款机子好呢？我请总队摄影干事王长江帮我参谋，他建议买一台佳能5DⅡ的机子，配28—300镜头，号称“一镜走天下”，不需要更多镜头就可满足我这个业余摄影者的需求。一问价格，2.6万元。咬咬牙，就是它了。为免嫌疑，坚守廉政，我取出两个月的薪金交给他，让他购买并保留发票，不沾公家半点光。买回来一看，足有14市斤，但确实结实耐用，质量也好。10多年来，我用它拍了数千张照片，并出版了两本影集《印象西部》和《宏观大地》。退休之后我又添置了一款体积小、重量轻、质量也不错的索尼微单αR7，照相就更方便了。

当然，我也深感日本相机在我国的市场份额太大了。中国相机何时能一鸣惊人？

十、现代“顺风耳”

——我的第一部手机

儿时读《西游记》，知道了“顺风耳”。孙悟空隔着十万八千里，仍能听到佛祖的训诫，仍能接收到唐僧师傅的求救信息。但也知道那是神话，现实中是不可能的。

后来看电影战斗片，通信兵背着电台大声向指挥部呼叫，向前线喊话，知道那叫无线电通话。也曾突然冒出一个奢望，什么时候电台能变小、变轻，人人手揣一个，彼此互联互通呢？

上世纪70年代初，听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隔着大半个地球，在长城上就能与白宫通电话，感到太不可思议了。

那时的中国，固定电话还是个奢侈品，哪里还敢想无线通讯呢？

我的家乡从建国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村里只有大队部一部手摇电话。记得那年我当兵探家，想跟30里外的朋友通个话，把电话机子的摇把摇烂了也没接通。入伍后，一个连队也只有一部电话机。要打长途，还得找团总机班的守机员帮忙，但要接地方线和家里通个话，几乎不可能！

我的老家发展较快，也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电话才入户。我当了团职干部后，住宅也才装上了电话。所以，那年代有急事，只能到邮局发电报。1983年11月3日，妻子在家分娩。4日上午发的电报，我在南京政治学院5日上午收到，上面仅有7个字：3日23时生女孩。我回复电文：母女平安！——电报是按字付费的。

中国大地出现手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的事了！

1992年我在北京军区干部部工作时，部里购买了几部手持电话（俗称“大哥大”）。别看它长得像块砖头，但价格不菲，一万多元呢！一天，我在河北境内出差。在一处开阔地，看到部里几位同志围在一起在试机。只见他们拿着“大哥大”，对着北京八大处方向，一遍遍地按下部值班室的电话号码。

好大一会，突然听到“嘀——嘀——”的声音，拨通了！大家顿时笑逐颜开——在外可以和机关联系，可以给领导汇报，甚至可以和家里通话了！

物以稀为贵。部里规定：除非必要，不得动用。等于把它“供”了起来，我们几乎没摸过。

那时，砖头式的“大哥大”，只能是大机关专用，或是有钱人的象征。曾看到一些脖子上挂着金链子，手指上套着金戒指的老板，在街上拿着“大哥大”，旁若无人地狂呼乱叫。我们一边用“没有葡萄就说葡萄酸”的鄙夷的眼光瞅着人家，一边又自惭形秽，何时自己也有一部“大哥大”呢？

社会上首先普及的是BP机（寻呼机）。它只是一个单方向的移动通信工具，只能接收无线电信号，不能发送信号，但在手机未普及前，也曾显赫一时。

1983年，上海开通了中国第一家寻呼台，BP机正式进入国内。因使用不方便，价格也贵，不但没有推开，连知道的人都不多。直到1990年之后，好像一夜之间，大街上冒出了好多寻呼台，人人腰上都别了个BP机，“有事呼我”成了人们的社交用语。

我也和机关其他同事一道，1993年配备了一个摩托罗拉BP机，一用就是三四年，给我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当然，在和领导、同事联系更加紧密的同时，也方便了领导随时召唤、机关随时加班，好像有一只“无形的手”，每时每刻都在控制着你，“没听到”“没找到”再也不能成为理由了！

BP机使用的程序是，使用人先通过有线电话拨通寻呼台的号码，告诉话务员他要寻呼的BP机号码及简短信息，然后挂机等候。寻呼台将以上信息输入计算机，并自动发出呼叫信息，启动相应的BP机。被呼叫人听到BP机发出的提示音后，打开显示开关，就了解了相关信息。但如需回话，还得找部固定电话和寻呼人通话。

没想到，BP机作为第一代即时通讯工具，虽很快遍布全国城乡，但它更像一个过渡的角色，随着手机的普及，很快败下阵来，2005年后就基本看不到了。

1997年，我终于有了第一部手机。但不是“大哥大”，而是一个小巧带滑盖的诺基亚手机。好方便！只要对方有手机或固定电话，就可以互联互通了。

细思极美！有一天，我坐在家里，在打了一通手机后，突然有了一种“现代孙大圣”的感觉：千里眼——电视，有了；顺风耳——手机，有了；大圣的筋斗——飞机，也有了；就只差大圣的“七十二变”了，我辈还复何求？

特别是那些年，老母亲卧病在老家，我抽空就和母亲的座机通个话，问候安慰一番，聊补不能侍奉在侧的歉疚，心稍安。

当时，手机只能接打电话，还没有储藏电话号码和接发信息的功能。所以，要方便使用，还必须配备“三件套”，正如濮存昕和李湘当年做的广告：呼机、手机、商务通，“一个都不能少”。其中，商务通只是一个电话号码簿，可以手写输入。那时，腰里别着寻呼机，口袋装着商务通，手里揣着手机，全套装备，很是威风。但夏天衣着清凉单薄，就很不雅观了。

但“三件套”寿命更短，随着手机储存功能的增加，到2000年跨世纪时，商务通也被淘汰了，“一个也不能少”被手机一机独占，而且手机的样式也变得越来越小巧可爱。记得我们1999年秋天出访美国时，看到不少美国人还在用“大哥大”，还笑话人家老美落伍了。

后来，手机又增加了短信、彩信、照相、游戏等功能，屏幕也由黑白变为彩色，特别是手机连接互联网后，摇身一变成为了智能手机，APP应用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多彩。

今天，手机不大能装天下，一机在手百事不愁。亲友、同事相隔千万里，每天仍可通过手机见面聊天、议事办公。手机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出行购票用它，生活缴费用它，了解世界用它，观影游戏用它，摄影照明用它，计算写作用它，网上购物，网上经商，网上银行，网上订餐，网上开会，网上开庭，网上浏览资讯，……几乎是一应俱全，无所不能。手机不再仅仅是通话的工具，它与人类的欲望和科技互相搭载，必将激发出更多的应用，进一步方便和丰富人们的生活，提高社会生产效率，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手机的使用与普及，迅速超过了上世纪90年代BP机的发展规模和速度。到2000年之后，很快就覆盖了全国各地，流行到山村僻壤。据有关部委2022年6月公布，中国移动电话用户高达16.68亿户，我国手机覆盖率已达118.1%！

我庆幸，在人生的后半载，赶上了国家快速发展的好时代！我的手机，也在更新换代好多次后，前些年定格为华为手机。不仅仅因为它是国产机，拿在手里自豪，更因为它功能齐全，性能优异，全球领先！

十一、路如丝，车似蚁！

——第一次乘坐飞机

少儿时，偶然看到飞机从天空掠过，我会一直盯着，直到脖子发酸，再也看不到为止。

1970年的一天，我在河滩担沙子垫牛圈，头上突然响起一阵轰鸣。抬头望去，一架旋翼飞行器正从我们头顶往县城方向飞去。

后来才知道那叫直升机。听说部队正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开展“千里野营大拉练”，路过县城附近时，出了车辆事故，直升机落到城郊的河滩上，把重伤员接走了。

1973年我上高中时，曾参加过“招飞”体检，因三不够（身高不够，体重不够，发育不够），被涮了下来，也就断了我的“飞行梦”。但还有一个梦想始终不曾忘记，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坐上一次飞机，体验一下腾云驾雾的感觉，享受一把俯瞰大地的快乐！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1979年8月下旬的一天，度完暑假准备返回北京军区步兵学校的我，得知长治市有飞往太原的小飞机，就怂恿在长治工作的大姐夫帮忙弄张机票。那时，乘坐飞机要有单位证明，说明你历史清白，政审合格。还得有身份，一般公民是不能登机的。我姐夫恰好有个同学在市委党校工作，正准备乘坐飞机到太原出差，就请人家帮忙“走后门”，把我捎带上。人家一看我是个军人，也就答应了，开具证明称我是同一单位的小同事。

从长治到太原，空中飞行40分钟，票价12元。我当年每月的服役津贴只有10元，但能坐一趟飞机开个“洋荤”，值了！等我和这位大哥一道登上飞机，才知是一架上下双翅膀的安—2小型飞机。飞机上挨着两边舷窗各6个座位，刚好搭乘12人。起飞前，飞行员要求我们系好安全带，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袋水果糖，叫声：“坐好，走了！”飞机没有滑行多远，就晃晃悠悠地飞了起来。

那天，天蓝茵茵的，只有几朵浮云，看得很远。我贪婪地从舷窗望去，地上的景物越来越小：一列火车像一个个火柴盒连接着，冒着白烟在行进；公路上的汽车、马车好似许多蚂蚁在蠕动；宽阔的河流如小溪，不时反射着刺目的白光；大路如丝，沟壑似凿，层层梯田像极了军用地图上的等高线。

40分钟后，飞机降落到太原机场，感觉机场比大汽车站好不了多少。我又赶到火车站，买上驶往石家庄的火车票，终于在返校报到截止时间前赶回了学校。

但乘坐飞机的事是不能炫耀的，机票也是不能报销的。那时部队规定，军校学员假期往返一律不得乘坐飞机，实际上也没有飞机可坐。经济上吃了亏，但12元钱享受了全校师生都很难实现的空中行，值了！

第二次坐飞机则到了1994年8月12日。那天，我与处长赵山一起到牡丹江市开军队干部业务工作会议。去时乘坐的是北方航空公司的麦道飞机，感觉就是一个“快”字。当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9时20分，飞机滑行至跑道，然后加速一段，“腾”的一声直插云端。往下看，云海茫茫；往上看，晴空万里。虽说不太紧张，但心里也不踏实，总有一种悬空感。直到飞临牡丹江上空，云开雾散，飞机安全着陆，心也随之放下了。飞行共一个半小时，真快！

这是我时隔15年后又一次乘坐飞机，而且是现代大飞机。返京时，从大连乘坐空客A300，一排坐8人，共30多排，能乘坐274人，像个中型会议室。冒雨起飞后，还没等喝完一杯橙汁，就飞临了北京上空。等着陆首都机场，从军区大院接我们的小车还没赶到呢！

1995年10月，我和干部部部长随军委工作组考察军区所属部队。26日，乘坐军委张震副主席专机，从临汾飞邢台褡裢军用机场。那天的日记这样写道：

途中，万里河山一眼收，太行山一望无遗。更惊讶的是发现了一个空中奇观：飞机映在云海上的倒影，竟被一个彩虹包围着，直至飞出茫茫云海。有人告曰，这是吉相，天机不可泄露。我却感到这是太阳光反射云海水蒸汽所致，与雨后彩虹是一个道理。

我还有一次乘坐直升机的经历。2010年10月，我在新疆总队直升机大队蹲点调研。当时乌鲁木齐正开欧亚博览会，每天大队的“直—9”都会在乌市上空巡逻几趟。一天，我上机和他们共同巡逻。一起飞，就听到机场塔台在呼叫，担心干扰他们正常的航线，飞行员作了解释。直升机虽然噪音不小，但比民航还平稳，没有上下颠簸的感觉。我用随身带的相机拍下了人民广场，拍下了总队机关大院，拍下了欧亚博览会场的全景，还飞到红光山上空，拍下了《佛佑乌市》的照片。又飞临郊外，留下了《天然长城》的伟岸。

之后，由于工作需要，特别是当了部队主官后，乘坐飞机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我曾两次乘机航行10多个小时，飞越大洋出访欧美，也曾多次乘飞机翱翔在青藏高原和西域上空，留下了一本航拍摄影集《宏观大地》，还乘坐过南方航空公司最大的A380宽体客机。但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乘坐那架安—2型小飞机。

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这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的结果。尽管我们现在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还有敌对势力的破坏和挑衅，但我们相信，社会的进步会越来越快，祖国的发展会越来越好，人民的生活会越来越幸福。年轻的人们，珍惜吧！

（善良的人们也就更期盼世界和平，国家稳定，科学昌明，人人都能享受到科技发展的红利。一个没有战争、饥馑和瘟疫的世界，何时能实现呢？）

许世宏

【作者简介】许世宏，1957年4月出生于山西阳城一农家，1976年2月入伍，哲学学士，少将警衔。历任解放军团、师、军、军区政治机关干事，武警总部处长、副部长，武警陕西总队、新疆总队政治部主任，武警甘肃总队、指挥学院、交通指挥部政委，2017年7月退休。曾就读北京军区步兵学校军事队、南京政治学院哲学系、国防大学基本系指挥员班。曾著有《思想写真》《军旅求真》文集和《印象西部》《宏观大地》摄影集等书。

文图由《濩泽书香》提供，作者授权发布

本栏目特邀编审：信真

瞭望中国新媒体刊头题字 马誉炜将军